《柳叶刀》软饮料、酒精和烟草税是对慢性病发病率上升的有力应对
• 脑卒中、心脏病、糖尿病、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 (NCDs) 是全球贫困的主要因素
• 与较高收入家庭相比，贫困和未参保家庭更可能招致 NCDs 带来的巨额医疗保健费用，更可能放弃对慢性健康问题的护理
• 对不健康产品征税可以为社会上的贫困人群带来重大的健康收益，特别是如果税收被用于资助有利于穷人的项目
• 预防和治疗 NCDs 与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半数以上息息相关，这对实现 2030 多个目标至关重要
《柳叶刀》今天发表的文章显示：基于对支出、行为和社会经济状况的最全面分析，软饮料、酒精和烟草税是应对全球非传染性疾病 (NCDs) 发病率上升的强有力措施。
汇集来自全球各地的数据，这 5 篇论文提出了有力证据证明，不健康产品的税收有可能给受 NCDs 严重影响的贫困人群带来重大健康收益。这些证据有助于消除税收必然会严重损害穷人的担忧。
癌症、心脏病和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的每年致死人数为 3800 万人，其中 1600 万人是 70 岁以下人群。可持续发展目标关于 NCD 的具体目标 (SGD 3.4) 旨在到 2030 年将非传染性疾病死亡人数减少三分之一，并促进心理健康。
“非传染性疾病是全球贫困的主要原因和后果，”美国三角国际研究中心（RTI International）兼《柳叶刀》NCDs 和经济问题特别工作组 Rachel Nugent 博士表示：“应对这一挑战意味着在全球改善医疗保健系统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但我们可以采用立即生效的工具。不健康产品的税收可以带来重大的健康收益，有证据表明这些措施可以得到公平实施，而不会给社会上的贫穷人群造成更大的损害。”[1]
《柳叶刀》NCDs 和经济问题特别工作组是世卫组织非传染性疾病问题独立全球高级别委员会的合作伙伴 [2]，并将在哥本哈根 WHO NCD会议（4 月 9 日-11 日）上启动。
美国经济学家 Larry Summers 是卫生财政政策特别工作组的共同主席，同时也是高级委员会的合作伙伴，在一篇相关评论中写道，该分析提供了更多证据来消除过时、具有误导性甚至完全错误的概念，说它“有助于清除对不健康产品征税的一大最常见障碍 - 也就是说，这种税收是递减税。”
英国帝国理工大学Franco Sassi 教授补充说：“尽管钱不多，但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尤其是在低收入国家，他们没有钱。但是，所涉及的额外税收支出不应影响政府实施可能极大利于低收入家庭健康和福利的政策。政府必须仔细评估自己国家的现有证据，并从整体上考虑税收体系，包括将税收纳入扶贫计划或补贴健康替代品。”[1]
世界范围内，非传染性疾病是贫困的主要因素
来自 283 项国际研究的高质量证据，包括来自印度、中国和巴西的数据显示，中低收入国家低迷的社会经济状况一直与较高的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有关。
此外，来自 66 项关于 13 种慢性疾病的国际研究的证据得出结论：与高收入家庭相比，非传染性疾病给低收入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经济负担，特别是在没有健康保险的情况下。未参保患者经历巨额医疗支出的几率为参保患者的 2-7 倍 [2]。
即使有基本健康保险，但高水平的共同支付或缺乏针对特定治疗的覆盖面，也意味着家庭经常会经历灾难性的支出。例如，在中国，约1/3 (37%) 的中风患者因支付医疗费用而贫困，甚至在有医疗保险的人群中也有一半以上 (53%) 出现经济危机。
英国利物浦热带医学院Louis Niessen 教授表示：“全球范围内由于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健康不平等现象在不断增加。穷人的预期寿命较短，营养不良、营养失调、儿童疾病、重大感染和妊娠相关疾病首当其冲地受到非传染性疾病的影响。”[1]
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Stephen Jan 教授补充道。“贫穷和经济困难有很多原因，但证据的主要内容强调了非传染性疾病对家庭造成的破坏性和长期经济负担。一项重要的政策应对措施是通过税收融资的医疗保健和社会医疗保险计划提供财政保障，并在这些计划中提供对高性价比干预措施的补贴。” [1]
在一篇相关评论中，WHO 总干事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博士写道：“每年有近 1 亿人因自费医疗支出而陷入极度贫困，治疗 NCDs 的费用是主要原因。不应有人因支付不起而无法享受医疗服务。未能充分覆盖 NCDs治疗不仅可能会扩大健康方面的不平等，也有可能影响其他社会和经济领域。”
税收可以为社会上最贫困人群带来重大的健康收益
通过分析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模式、支出和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特别工作组对现有数据进行了全面分析，以帮助政府了解税收的潜在影响，并告知其使用是否合理。此次分析基于来自 13 个国家（智利、危地马拉、巴拿马、尼加拉瓜、阿尔巴尼亚、波兰、土耳其、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印度和东帝汶）的现有数据。
首先，有证据表明，与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通常消费更多，在酒精、软饮料和零食方面的花费更大。烟草消费模式不太一致。例如，在印度，富裕家庭在酒精上的花费为贫困家庭的 7 倍，在软饮料和零食上的花费为后者的 3 倍（有关全文数据，见第 4 篇文章，图 1）。
因此，增加对不健康产品的税收对高收入家庭的影响远高于低收入家庭，这意味着税收产生的收入将更多的来自于高收入家庭。
税收政策也可以用来影响这种效应。由于高收入消费者更可能购买更昂贵的饮料，尤其是酒精，与基于数量的酒精政策相比，基于单价的政策可能不会成为低收入家庭的负担。
其次，作为家庭总支出的一部分，与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往往受价格变化的影响更大，尽管这种影响有差异。分析还表明，低收入家庭比高收入家庭更易应对价格变化。
在英国，据估计，最贫困家庭可能以购买低价酒精来应对的比例为最富有家庭的 7.6 倍。在墨西哥，实行软饮税导致每人购买软饮料平均减少 4.2L，低收入群体的购买量下降 17%，高收入群体几乎没有变化。
事实上，作者模拟了黎巴嫩卷烟价格上涨 50% 的结果（第 4 篇文章，表格），并预估了贫困家庭的戒烟者将为富有家庭的两倍（20200 vs 11300），其中税收增长的三分之一 (31%) 由富有者承担，7% 由贫穷者承担。
作者举例墨西哥扶贫计划，在该计划中，部分软饮税收入用于为公立学校的儿童提供饮用水。在泰国和菲律宾，酒精和烟草税收收入专门用于公共卫生计划（第 4 篇文章，附录）。
Nugent 博士补充道：“有证据表明，对烟草、酒精和软饮料税收增加的担忧被夸大了。许多国家对烟草征收一定程度的税收，虽然我们开始看到在酒税方面取得进展，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政府应该采取更多措施，考虑对软饮料和零食等其他不健康产品的征税。税收等价格政策将成为应对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上升的关键部分。”[1]
预防和治疗非传染性疾病是实现多项 SDG 的关键
非传染性疾病的进展将在确定至少 9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功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可持续发展目标关于非传染性疾病的具体目标（SDG 3.4）涉及以下目标：消除贫穷（SDG 1）、消除饥饿（SDG 2）、良好健康与福祉（SDG 3）、优质教育（SDG 4）、性别平等（SDG 5）、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SDG 8）、减少不平等（SDG 10）、可持续城市和社区（SDG 11）以及可持续消费和生产（SDG 12）。
投资 NCD 的经济效益相当可观。每年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占所有 NCDs 死亡人数的近一半（1770 万）。WHO“最佳购买”一揽子计划包括减少吸烟和盐摄入的干预措施以及预防和治疗缺血性心脏病和中风的药物干预措施 [6]。
至 2030 年期间，在 20 个发生 70% 心血管死亡事件的国家实施“最佳购买”一揽子计划的费用估计为 1.2 亿美元，相当于每人额外支付 1.50 美元。到 2030 年，这可以防止 1500 万人过早死亡，基本实现到 2030 年将 NCDs 导致的过早死亡率减少三分之一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重要的是，经济回报的投资回报率为 5.6%，如果包括社会回报，则回报率为 10.9%。
世界卫生组织Melanie Bertram 博士说：“在中低收入国家，有效而低廉的干预措施包括减少吸烟、减少食物中的盐分以及可用的药物，但这些措施仍然没有得到广泛实施。我们的分析表明，投资于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和干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减少 NCDs 导致的过早死亡所不可或缺的。”[1]
奥克兰大学Robert Beaglehole 教授表示：“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将有助于经济增长，并且对预防和控制进行投资可为所有收入水平的国家带来高投资回报。“NCDs 是实现若干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共同威胁，应对这些疾病的努力应成为任何国家卫生部和财政部的优先事项。”[1]
编者按
[1] 直接引用自作者，文章文本中无此内容
[2] 世卫组织独立非传染性疾病高级委员会由 Sania Nishtar、芬兰、斯里兰卡和乌拉圭总统以及俄罗斯联邦卫生部长共同担任主席。其它委员会合作伙伴是布隆伯格慈善卫生财政政策特别工作组和查塔姆社。
[3] 无法进行正式的荟萃分析，这时因为所使用的变量定义 - 例如，SES 指标包括家庭和个人收入、基于资产的消费措施和教育程度。
[4] 采用了不同的灾难性卫生支出门槛。最常见的是，自费医疗保健费用占年度非生计收入（家庭食品支出）的 40% 或占年度总收入的 30% 以上。
[5] 孟加拉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缅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乌克兰、越南、巴西、中国、伊朗、墨西哥、南非、泰国、土耳其、波兰和俄罗斯。
[6] 包括减少吸烟（税收、广告禁令、健康警语、禁止室内吸烟），减少盐摄入量（重新配制、标签、大众媒体宣传活动，公共机构的低盐餐）的干预措施以及治疗缺血性心脏病和中风的药物干预措施。